真所谓：自古红颜多薄命，生死连环有知音。从“作家明星”艾霞，到“天才影星”阮玲玉，再到“南国影后”李绮年三个人的生死连环，为当代观众展示了一条旧中国女明星不幸的人生之旅。“自古红颜多薄命”，然而旧中国的那些女明星们尤为命薄。
1935年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这一天，我国影坛一代明星、天才演员阮玲玉，以25岁的芳龄饮恨自杀，留下了“人言可畏”的四字遗言。阮玲玉因何而死？阮玲玉死后又有谁为她殉情而亡？
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将看到一幕影坛三女性因因相承的“生死连环”、一段遗恨千古的影坛“红颜劫”......这三位女性，就是我国上世纪三十年代影坛负一时之盛名的“名星”艾霞、“天才影星”阮玲玉和“南国影后”李绮年。三位影星的先后陨落，给世人留下的不仅仅是一种遗憾......
一、在当年上海影坛三位“名星”中，艾霞最具才华和最负盛名，但她辉煌而又坎坷的一生却在她22岁那年的一个寒夜画上了一个悲惨的句号，从而导致了另一位“天才影星”的再度陨落。
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知道影星艾霞这个名字的影迷恐怕不多，但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艾霞却是名负一时的影坛明星。当年她拥趸甚众，粉丝如云，光耀影坛。当年她与陈波儿、王莹一道，被人们誉为影坛“名星”。
下面分别介绍一下这三位“名星”。
先说陈波儿
陈波儿是我国三十年代名片《桃李劫》的主角之一。她原名陈舜华，又名陈佐芳，因崇拜“布尔什维克”而取名“波儿”（“波儿”即“布尔”的谐音）为其艺名。当年，她在夏衍、田汉、阿英和郑伯奇等人控制的“电通股份有限公司”中，与袁牧之主演《桃李劫》一片而一举成名。陈波儿与袁牧之在影片中是一对“银幕情人”，后来在生活中他们也终成眷属，结成了一对令人羡慕的人生伴侣。1938年陈波儿去了延安，从此投身革命。解放后，她曾担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席兼艺术处长。她的命运应该是三位“名星”中最幸运的一个。
再来说说王莹
王莹原名俞志华，1931年生于安徽芜湖，后由于不愿做童养媳，逃到湖南长沙，改名王克勤投身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逃亡上海，结识了夏衍等人，改名王莹。当年她曾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和上海艺术大学。1932年上海共产党领导的电影小组成立后，王莹被介绍到明星影片公司当演员。她曾主演过《女性的呐喊》等影片。1934年赴日本留学，次年归国后主演《自由神》一片，从而奠定了她在三十年代影坛的地位。最后让王莹蜚声影坛的是她主演了夏衍的话剧《赛金花》之后。
从三十年代开始，王莹不仅是一位蜚声影坛的明星，而且还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散文、诗歌和小说。其遗作《宝姑》和《两种美国人》等长篇小说，至今仍然是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品。王莹死于1974年，其原因是当年与江青争演《赛金花》一剧，由此而种下了祸根。
在这三位“名星”中，王莹的命运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惨的......命运最惨的就是与她和陈波儿齐名的另一位“名星”艾霞。
艾霞是三位“名星”中最具才华，且最年轻的一位。而她的人生遭遇又是三位“名星”中最曲折和最悲惨的一个。
艾霞原名严以南，又名诗佛。1912年生于福建厦门，很早就随经商的父亲来到北京定居、求学。她聪慧伶俐，尤好读书，阅读不少古典文学作品。在北平时，她还通过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而接受了民主思想的熏陶。她少年时曾就读于北平圣心女校。在校时她性格开朗，追求女性的平等和自由。女校毕业后与表哥早恋，并生下一个孩子。当时她还只有15岁。所以她的恋爱和婚姻自然遭到了她所处的时代和封建家庭的反对和卑视，让她一开始就感到人生的渺茫和作为一位女性的悲哀。更不幸的是，曾经与她山盟海誓的表哥，也就是她的孩子的父亲，在她最需要温情和支持的时候竟抛弃了她。使这位年仅16岁的“少女妈妈”，就经受了一个女人半辈子甚至一生的苦难。
后来，艾霞几乎是怀着一种绝望的心情，告别了北平这个伤心的城市和给她以苦难的封建家庭，随着一位叫杨耐梅的女子流落到了东方大都市上海，希望能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到上海后她就改名“艾霞”，期望她未来的日子能像染红天际的朝霞一样，从此开始她另一种人生。
但是，一位年仅16岁的弱女子，在三十年代的“十里洋场”，在举目无亲的旧上海滩，哪里能找到她安身立命的地方。带她去上海的杨耐梅后来虽然发达了，但当时也是自顾不暇，哪有能力去帮助她呢！所以艾霞一到上海，就几乎是陷入了一种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
一天晚上，无奈之中的艾霞冒昧地来到当时的华剧影片公司，去找刚刚结识的蔡楚生帮忙。蔡楚生当时也是一个“无名之辈”，从汕头流落到上海不久，只是在公司里做做临时演员，干干场记、置景的杂务。但是，蔡楚生却是一位热血青年，他看到这么一位面容憔悴、孤立无援的弱女子来求助于自己，便凭着一副侠肝义胆为她奔走。最后，蔡楚生通过自己的广东同乡、当时上海滩大名鼎鼎的明星影片公司的大老板郑正秋的关系，才把艾霞介绍到南国剧社去了。
由于艾霞从小爱好戏剧、电影，在北平圣心女校时多次出演过话剧，加上又有良好的先天素质，经过面试后，终于让她成了南国剧社的一名签约演员。从此，她的艺术天赋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演技也得到了磨砺和提高。后来，艾霞又正式加入了左翼戏剧家联盟和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夏衍等人的领导下，从事进步戏剧、电影活动。
当年上海电影界党小组为了加强左翼创作力量，把艾霞、王莹、郑君里和沈西苓等人介绍到明星影片公司。在明星影片公司，艾霞的艺术天赋和表演才能立即引起了公司的重视，从而得到了重用。在1932年到1933年的两年中，她先后在《旧仇新恨》、《战地历险记》、《春蚕》、《丰年》等七八部影片中饰演主要角色。尤其是在《春蚕》一片中饰演“荷花”这一角色，让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而奠定了她在上海影坛的地位。
当时，艾霞不仅是一位有艺术才华的电影演员，而且还是一位颇具才情的作家和编剧。在明星公司期间，她自编自演的《现代一女性》，让人们把她同当时电影界的王莹、陈波儿一起，赞誉为“名星”。报界撰文说“而自任编剧兼主演，集二者于一身的女演员，在中国电影历史上，恐以艾霞为发端”。从此艾霞便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普遍关注，获得了“名星”的美誉。
在《现代一女性》一片获成功之后，艾霞又准备把丁玲的小说《法网》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当时，丁玲是一位进步作家，正身陷囹圄，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要改编这样一位作家的小说，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冒险精神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这时的艾霞，已经不是一个刚从北平封建家庭中出逃、徒有美好理想的弱女子。在上海的这几年中，她不仅成长为一位负有盛名的女明星，而且还是一位很有前途的作家；同时，她还是一位有思想、有觉悟的新女性。于是，她的进步举动，也便成了当时上海滩一些黄色小报攻击的“花边新闻”。她的行踪，经常受到一些小报记者无聊的跟踪盯梢和捕风捉影；她的名字，也经常无端地出现在那些无孔不入的小报上，往往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
然而就在这时，又有一位声称愿与她结为“生死之恋”的姓林的“白马王子”趁虚而入，骗取了她的钱财和感情。那个姓林的不仅是一个有妇之夫，而且是当时上海滩一位玩弄女性的老手。艾霞的好友王莹听到这个传闻后，几次找她长谈，希望她能追求纯洁、真挚的爱情。但是艾霞她却听不进去，并执拗地说：“恋爱的滋味是辣的，不是甜的。林先生已答应我，他要和原来的妻子离婚，和我结婚，并保证只爱我一个人。我相信他！”
可是，就在艾霞沉醉于婚前的美梦之时，那个玩弄女性的姓林的流氓却暗中又与另一个女人打得火热，经常类大庭广众出双入对，俨然夫妻。得知真相后，艾霞顿时像掉进了无底深渊，身心受到了极大刺激。她痛心疾首地对王莹说：“我最爱的人，便是最欺骗我的人啊！”没过多久，这位姓林的“白马王子”很快就成了她的“表哥第二”......在玩弄了她纯洁的感情之后，又把艾霞无情地抛弃了。
艾霞毕竟是一个三十年代的女子，在这内外交困的打击下，她的精神崩溃了。现实让她又一次感到绝望。她觉得这个社会到处是陷阱是阴谋，没有一块能让她生存的净土。带着这种绝望，在1934年2月12日那个寒冷的夜晚，年仅22岁艾霞便选择了她最后的“出路”......吞食了过量的生鸦片后，结束了她那短暂的一生。
艾霞是带着“满足”死去的。在临终前的一瞬间，她几乎是含着泪水微笑着对周围的人说：“人生是痛苦的，现在我很满足。”
艾霞死后，明星影片公司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德高望重的公司大老板郑正秋在追悼会上沉重地说：“艾霞的死，有人以为她是自杀，她实在是被他杀。至于杀死她的凶手，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整个社会，整个制度。”
郑正秋的这番话真可谓是掷地有声。要知道，当时即使是在艾霞饮恨自杀之后，她的死因，也还成了上海滩那些小报造谣的好材料。
在艾霞的追悼会上，有一副对联公正地评价了她的一生，并且表达了上海电影界对她的肯定和怀念......
文苑银坛永留佳作
香花刍酒同奠芳魂
当时，上海《电影画报》在1934年第9期上专门开辟了一个《艾霞女士哀悼特辑》，刊登了艾霞的诗作手迹和所她亲手描绘的两幅油画，让广大观众再一次睹物思人，为她的熠熠才华和坎坷人生而惋惜。同时，当时上海一家进步的报纸上还刊登了一首长诗，标题是《忆艾霞》，其中有两节这样写道：
周遭是矛盾的袭击，
回答却是无际的沉默；
我没有笑过自己的笑，
我要死，死是快活。
让欺骗编一个网，
让欺骗殉了她的葬，
我不相信死是一种解脱，
依然是一种欺骗
你知道不？
名星”艾霞短暂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她的故事并没有结束。正是她的死，酿成了下一个悲剧......让另一位“天才影星”阮玲玉再一次饮恨自杀。
于是艾霞的死，便成了阮玲玉自杀的“因”。
真所谓：莫道人情多冷暖，总有知音慰芳魂。
1935年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这一天，我国影坛一代明星、天才演员阮玲玉，以25岁的芳龄饮恨自杀，留下了“人言可畏”的四字遗言。阮玲玉因何而死？阮玲玉死后又有谁为她殉情而亡？
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将看到一幕影坛三女性因因相承的“生死连环”、一段遗恨千古的影坛“红颜劫”......这三位女性，就是我国上世纪三十年代影坛负一时之盛名的“名星”艾霞、“天才影星”阮玲玉和“南国影后”李绮年。三位影星的先后陨落，给世人留下的不仅仅是一种遗憾......
一、在当年上海影坛三位“名星”中，艾霞最具才华和最负盛名，但她辉煌而又坎坷的一生却在她22岁那年的一个寒夜画上了一个悲惨的句号，从而导致了另一位“天才影星”的再度陨落。
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知道影星艾霞这个名字的影迷恐怕不多，但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艾霞却是名负一时的影坛明星。当年她拥趸甚众，粉丝如云，光耀影坛。当年她与陈波儿、王莹一道，被人们誉为影坛“名星”。
下面分别介绍一下这三位“名星”。
先说陈波儿
陈波儿是我国三十年代名片《桃李劫》的主角之一。她原名陈舜华，又名陈佐芳，因崇拜“布尔什维克”而取名“波儿”（“波儿”即“布尔”的谐音）为其艺名。当年，她在夏衍、田汉、阿英和郑伯奇等人控制的“电通股份有限公司”中，与袁牧之主演《桃李劫》一片而一举成名。陈波儿与袁牧之在影片中是一对“银幕情人”，后来在生活中他们也终成眷属，结成了一对令人羡慕的人生伴侣。1938年陈波儿去了延安，从此投身革命。解放后，她曾担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席兼艺术处长。她的命运应该是三位“名星”中最幸运的一个。
再来说说王莹
王莹原名俞志华，1931年生于安徽芜湖，后由于不愿做童养媳，逃到湖南长沙，改名王克勤投身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逃亡上海，结识了夏衍等人，改名王莹。当年她曾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和上海艺术大学。1932年上海共产党领导的电影小组成立后，王莹被介绍到明星影片公司当演员。她曾主演过《女性的呐喊》等影片。1934年赴日本留学，次年归国后主演《自由神》一片，从而奠定了她在三十年代影坛的地位。最后让王莹蜚声影坛的是她主演了夏衍的话剧《赛金花》之后。
从三十年代开始，王莹不仅是一位蜚声影坛的明星，而且还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散文、诗歌和小说。其遗作《宝姑》和《两种美国人》等长篇小说，至今仍然是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品。王莹死于1974年，其原因是当年与江青争演《赛金花》一剧，由此而种下了祸根。
在这三位“名星”中，王莹的命运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惨的......命运最惨的就是与她和陈波儿齐名的另一位“名星”艾霞。
艾霞是三位“名星”中最具才华，且最年轻的一位。而她的人生遭遇又是三位“名星”中最曲折和最悲惨的一个。艾霞原名严以南，又名诗佛。1912年生于福建厦门，很早就随经商的父亲来到北京定居、求学。她聪慧伶俐，尤好读书，阅读不少古典文学作品。在北平时，她还通过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而接受了民主思想的熏陶。她少年时曾就读于北平圣心女校。在校时她性格开朗，追求女性的平等和自由。女校毕业后与表哥早恋，并生下一个孩子。当时她还只有15岁。所以她的恋爱和婚姻自然遭到了她所处的时代和封建家庭的反对和卑视，让她一开始就感到人生的渺茫和作为一位女性的悲哀。更不幸的是，曾经与她山盟海誓的表哥，也就是她的孩子的父亲，在她最需要温情和支持的时候竟抛弃了她。使这位年仅16岁的“少女妈妈”，就经受了一个女人半辈子甚至一生的苦难。
后来，艾霞几乎是怀着一种绝望的心情，告别了北平这个伤心的城市和给她以苦难的封建家庭，随着一位叫杨耐梅的女子流落到了东方大都市上海，希望能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到上海后她就改名“艾霞”，期望她未来的日子能像染红天际的朝霞一样，从此开始她另一种人生。
但是，一位年仅16岁的弱女子，在三十年代的“十里洋场”，在举目无亲的旧上海滩，哪里能找到她安身立命的地方。带她去上海的杨耐梅后来虽然发达了，但当时也是自顾不暇，哪有能力去帮助她呢！所以艾霞一到上海，就几乎是陷入了一种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
一天晚上，无奈之中的艾霞冒昧地来到当时的华剧影片公司，去找刚刚结识的蔡楚生帮忙。蔡楚生当时也是一个“无名之辈”，从汕头流落到上海不久，只是在公司里做做临时演员，干干场记、置景的杂务。但是，蔡楚生却是一位热血青年，他看到这么一位面容憔悴、孤立无援的弱女子来求助于自己，便凭着一副侠肝义胆为她奔走。最后，蔡楚生通过自己的广东同乡、当时上海滩大名鼎鼎的明星影片公司的大老板郑正秋的关系，才把艾霞介绍到南国剧社去了。
由于艾霞从小爱好戏剧、电影，在北平圣心女校时多次出演过话剧，加上又有良好的先天素质，经过面试后，终于让她成了南国剧社的一名签约演员。从此，她的艺术天赋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演技也得到了磨砺和提高。后来，艾霞又正式加入了左翼戏剧家联盟和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夏衍等人的领导下，从事进步戏剧、电影活动。
当年上海电影界党小组为了加强左翼创作力量，把艾霞、王莹、郑君里和沈西苓等人介绍到明星影片公司。在明星影片公司，艾霞的艺术天赋和表演才能立即引起了公司的重视，从而得到了重用。在1932年到1933年的两年中，她先后在《旧仇新恨》、《战地历险记》、《春蚕》、《丰年》等七八部影片中饰演主要角色。尤其是在《春蚕》一片中饰演“荷花”这一角色，让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而奠定了她在上海影坛的地位。
当时，艾霞不仅是一位有艺术才华的电影演员，而且还是一位颇具才情的作家和编剧。在明星公司期间，她自编自演的《现代一女性》，让人们把她同当时电影界的王莹、陈波儿一起，赞誉为“名星”。报界撰文说“而自任编剧兼主演，集二者于一身的女演员，在中国电影历史上，恐以艾霞为发端”。从此艾霞便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普遍关注，获得了“名星”的美誉。
在《现代一女性》一片获成功之后，艾霞又准备把丁玲的小说《法网》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当时，丁玲是一位进步作家，正身陷囹圄，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要改编这样一位作家的小说，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冒险精神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这时的艾霞，已经不是一个刚从北平封建家庭中出逃、徒有美好理想的弱女子。在上海的这几年中，她不仅成长为一位负有盛名的女明星，而且还是一位很有前途的作家；同时，她还是一位有思想、有觉悟的新女性。于是，她的进步举动，也便成了当时上海滩一些黄色小报攻击的“花边新闻”。她的行踪，经常受到一些小报记者无聊的跟踪盯梢和捕风捉影；她的名字，也经常无端地出现在那些无孔不入的小报上，往往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
然而就在这时，又有一位声称愿与她结为“生死之恋”的姓林的“白马王子”趁虚而入，骗取了她的钱财和感情。那个姓林的不仅是一个有妇之夫，而且是当时上海滩一位玩弄女性的老手。艾霞的好友王莹听到这个传闻后，几次找她长谈，希望她能追求纯洁、真挚的爱情。但是艾霞她却听不进去，并执拗地说：“恋爱的滋味是辣的，不是甜的。林先生已答应我，他要和原来的妻子离婚，和我结婚，并保证只爱我一个人。我相信他！”
可是，就在艾霞沉醉于婚前的美梦之时，那个玩弄女性的姓林的流氓却暗中又与另一个女人打得火热，经常类大庭广众出双入对，俨然夫妻。得知真相后，艾霞顿时像掉进了无底深渊，身心受到了极大刺激。她痛心疾首地对王莹说：“我最爱的人，便是最欺骗我的人啊！”没过多久，这位姓林的“白马王子”很快就成了她的“表哥第二”......在玩弄了她纯洁的感情之后，又把艾霞无情地抛弃了。
艾霞毕竟是一个三十年代的女子，在这内外交困的打击下，她的精神崩溃了。现实让她又一次感到绝望。她觉得这个社会到处是陷阱是阴谋，没有一块能让她生存的净土。带着这种绝望，在1934年2月12日那个寒冷的夜晚，年仅22岁艾霞便选择了她最后的“出路”......吞食了过量的生鸦片后，结束了她那短暂的一生。
艾霞是带着“满足”死去的。在临终前的一瞬间，她几乎是含着泪水微笑着对周围的人说：“人生是痛苦的，现在我很满足。”
艾霞死后，明星影片公司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德高望重的公司大老板郑正秋在追悼会上沉重地说：“艾霞的死，有人以为她是自杀，她实在是被他杀。至于杀死她的凶手，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整个社会，整个制度。”
郑正秋的这番话真可谓是掷地有声。要知道，当时即使是在艾霞饮恨自杀之后，她的死因，也还成了上海滩那些小报造谣的好材料。
在艾霞的追悼会上，有一副对联公正地评价了她的一生，并且表达了上海电影界对她的肯定和怀念......
文苑银坛永留佳作
香花刍酒同奠芳魂
当时，上海《电影画报》在1934年第9期上专门开辟了一个《艾霞女士哀悼特辑》，刊登了艾霞的诗作手迹和所她亲手描绘的两幅油画，让广大观众再一次睹物思人，为她的熠熠才华和坎坷人生而惋惜。同时，当时上海一家进步的报纸上还刊登了一首长诗，标题是《忆艾霞》，其中有两节这样写道：
周遭是矛盾的袭击，
回答却是无际的沉默；
我没有笑过自己的笑，
我要死，死是快活。
让欺骗编一个网，
让欺骗殉了她的葬，
我不相信死是一种解脱，
依然是一种欺骗
你知道不？
名星”艾霞短暂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她的故事并没有结束。正是她的死，酿成了下一个悲剧......让另一位“天才影星”阮玲玉再一次饮恨自杀。
于是艾霞的死，便成了阮玲玉自杀的“因”。
真所谓：莫道人情多冷暖，总有知音慰芳魂。